郑灵公在周定王二年（前606年）六月遇刺身亡，这一事件发生在甲鱼汤事件后不到三个月，而当时《春秋》记载的内容很简短，只提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，实际上真正的弑君者是公子宋。孔子以春秋笔法记载历史时，并未详细说明，而左丘明在《春秋经传》中则做了更直白的描述，解释说凡弑君者，称君，君无道也；称臣，臣之罪也——即如果只是记载国君的名字，说明他是因无道而被杀；但若同时记录弑君者的名字，那就是臣子的罪行。因此，虽然直接弑君的人是公子宋，但公子归生也难辞其咎，因为他是郑国的执政，明知公子宋的阴谋却未加制止，甚至可能被要挟参与其中。孔子与左丘明都认为公子归生是弑君的主谋，因此他们的判断并不冤枉他。 郑灵公去世后，郑国的大臣们，包括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在内，开始商讨选立新君。最初，他们考虑立郑穆公的庶子、郑灵公的异母弟公子去疾为国君，但公子去疾却坚决拒绝，认为自己不够贤德，并且推举自己的兄长公子坚为新君。于是，群臣们便拥立公子坚继位，即为郑襄公。公子去疾的拒绝并非因为他不想做君主，而是因为他深知郑国国君的职位困难重重。外有强邻晋楚，内有权臣作乱，谁来当国君都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，甚至可能丧命，因此他选择了避开这场纷争。郑襄公继位后，面对政权的不稳，为了避免先前郑国国君郑厉公和郑文公时期发生的宫廷动乱，决定将自己的兄弟们驱逐出国，只留下公子去疾在国内协助治国。不过，公子去疾不愿只留下自己，他劝郑襄公让所有的兄弟都留在国内，共同辅佐自己，最终郑襄公采纳了这个建议。
展开剩余58%斗越椒的儿子斗贲皇在混乱中幸存，后来投靠晋国，成为晋国的重要大臣。而楚庄王在平定若敖氏叛乱后，开始集中精力恢复楚国的经济与政治秩序，加强了对国家的管理，并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。然而，郑国依然面临着楚国的威胁。周定王三年（前604年），楚庄王再次以郑国未服从楚国命令为由发动讨伐，郑襄公求助晋国。晋国派遣了援军，但在春天成功打击了楚国后，晋国在秋天并未继续出兵支援郑国，这使得郑国再次陷入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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