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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一幅画作竟然以高达1173万元的天价被拍出，而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幅价值连城的画竟出自一位和尚之手！一般人印象中的和尚，多半是清心寡欲、超脱尘世的象征，他怎么会参与到如此商业化的艺术交易中呢？这是否违背了佛门“清规戒律”？事实远非如此，因为这位和尚其实早在2010年就已经还俗了。
这位有着“画僧”美誉的史国良，曾经做了整整十五年的和尚。面对妻子刘玉梅的深情恳求，看着家人多年等待的目光，再回望自己在佛门中的那段历程，他最终决定回归尘世，重新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他的归来，在艺术圈引起了极大震动。那幅以1173万元成交的《转经图》，瞬间让所有对他怀疑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成为画坛的一个传奇。
和尚还俗，绝非易事。史国良的心路历程中藏着多少挣扎与无奈？他当初为何选择遁入空门？这十五年“画僧”生涯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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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世的牵挂终究难舍，画僧也终究还俗。
展开剩余92%2001年，远居加拿大的刘玉梅携儿子史村回国，专程前往河北柏林禅寺探望已做和尚十五年的史国良。面对阔别多年的妻儿，尽管身为出家人，史国良内心仍然涌起阵阵暖意。望着眼前那个离开时还是小不点，如今几乎和自己同高的儿子，他的内心泛起阵阵复杂的感慨。
1997年，他从美国归国后，便在河北柏林禅寺再度受戒。那段时间，寺院生活带给他无比的安宁与自在，仿佛超脱了世俗的纷扰，用更宽广、更慈悲的心境去体悟和观察世间万物。
寺中日常礼佛念经之后，他会时常外出采风，或静坐屋内潜心作画。出家前，史国良在绘画界已有一定名气，入佛门并未让他与世隔绝，反而通过参与佛教美术协会，拓宽了艺术交流的视野，也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。
他的画技和悟性让他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，成为多所高校美术系的客座教授，给学生们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艺术体验。
这十五年，史国良的生活可谓丰富而充实。然而，当他看到妻子日渐憔悴，听闻她的苦苦哀求，内心开始动摇。
刘玉梅含泪对他说：“儿子都长大了，也开始叛逆了。这些年你不在身边，我一个人根本管不了他了，你能不能回来，回来管管我们的儿子？”声音里满是哀伤和无奈。
史国良看着她这般模样，心中充满愧疚。曾经为了寻找灵感毅然“抛妻弃子”的自己，如今被深深的悔恨包围。望着对自己满眼陌生的儿子，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竟如此疏离，令他心如刀割。
或许从那一刻起，史国良便暗自决定还俗。但他怕突如其来的变化会令妻子失望，于是含糊其辞地说：“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。”
然而，还俗的计划因各种原因被搁置，整整十年过去，史国良却开始慢慢尝试与儿子重新建立联系。
对于史村而言，这位和尚父亲曾是遥远陌生的存在。他从小跟着母亲刘玉梅辗转中加两地，目睹母亲独自承受的辛劳。每当看到母亲望着史国良照片流泪，儿子对父亲的怨恨便愈加深重。
起初，他对父亲的示好充满抵触，甚至冷漠以对。史国良对此既难过又无奈，只能用耐心和时间一点点修复这段父子情。
幸好刘玉梅居中调解，尽管开头充满波折，但关系逐渐缓和，三人间的感情日渐亲密。
某次家庭聚会，看到儿子与父亲融洽相处，刘玉梅打破沉默：“国良，你还俗吧，我们一家人才能真正幸福，天天一起生活多好。”
面对家庭的温情，史国良沉默良久。自责和愧疚如潮水般涌来，他意识到自己享受着出家的安稳，所有家庭重担都由妻子独自承担。更有那隐藏多年的离婚事实，只有刘玉梅默默为双方家人遮掩，独自抚养史村。
眼含热泪，史国良终于点头答应还俗的请求。刘玉梅难掩激动与欣喜，久违的希望重新点亮她的生活。
那一刻，一家三口紧紧相拥，仿佛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考验，终于迎来了完整的团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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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次访谈中，有记者问史国良：“出家意味着放下俗世的牵挂，您如何理解‘放下’二字？”
史国良回忆道，1995年初出家时有人问他：“你能放下吗？”他当时自信地说能。
那人又问：“你的妻子和孩子远渡加拿大陪伴你，你都能放下，那么你如何去爱众生呢？”这个问题令他无言以对。思索良久，他坦承其实自己放不下。
对方反问：“那你怎么能做和尚？”史国良说：“我这一生都处在一种模糊的中间状态，放不下亲情，也无法彻底出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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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一直放不下妻儿的史国良，为何会执意选择出家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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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国良生于1956年，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他家境贫寒，兄弟姐妹众多，吃饭都成问题。
他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，下面还有个年幼的弟弟。自认哥哥的他，总是偷偷把饭菜分给弟弟，导致自己营养不良，身材矮小，学校里也常被同龄人孤立。
他并不介意独处，反而喜欢一个人静静画画。用树枝、粉笔在地上描绘各种感兴趣的景象，毫无师承却能将画面表现得栩栩如生，显示出非凡天赋。
一次上课时，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画课桌上的情景，惊叹他的绘画天赋，虽责备他不上课，却也破例放任。
时间流逝，史国良对绘画的热爱愈发浓烈。但他明白，家境困难，无力承担画画所需的花费。
父亲和哥哥姐姐们支持他追梦，这让他内心充满力量。
1973年，中学毕业的史国良被保送北京第三师范大学，师从著名画家周思聪，系统学习绘画技艺。天赋与勤奋并存，他很快在国画领域崭露头角。
毕业作品《新的一页》入选北京美术展，名师推荐他到黄胄、蒋兆和、李可染等名家门下深造。
在名师指导下，他的画技日益精进。1977年，20出头的他已创作多幅作品，并加入文化部国画创作组。
次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，潜心钻研，作品《月色》《山里人》广受赞誉。《月色》和《牧鸭》入选文化部国画展，《山里人》《藏区写生》参加习作展，成绩斐然。
1980年美院毕业展上，他的《八个壮劳力》《买猪图》获得高度评价，艺术事业蒸蒸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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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后，史国良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。浓厚艺术氛围中，他创作力旺盛。两年后，与刘大为、尚丁举办联合画展，四川美术学院为他举办个人国画展。
创作路虽顺，但艺术生涯难免遇瓶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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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，史国良调入北京中国画院，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画家。院内高手如云，他深知自身不足，努力钻研。
同年，第23届蒙特卡洛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，他的《刻经》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，文化部亦颁发嘉奖，激励他持续创作，多次获奖。
1988年，他在台湾举办个人画展，名声远扬。
但随之而来的是创作上的迷茫与困顿，心态开始变化，难寻当年作画的畅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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绘画的“瓶颈期”令他痛苦，无法释放心中情感。为寻新灵感，他决定出国走访，尽管妻子刘玉梅强烈反对。
两人于研读时相识相爱，结婚后，刘玉梅支持丈夫艺术事业，放弃职业成为全职主妇，辛苦抚养儿子。
丈夫远赴异国，她心中忐忑，却为丈夫坚持忍痛同意，未料这竟成出家导火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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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到加拿大后，史国良经历语言障碍、孤独及种族歧视，生活艰难。一场交通事故让他伤痛难愈，肇事者逃逸，他无助报警却无果。
生病养伤期间，他多次电话求助妻子，刘玉梅带儿子赶来，生活稍有起色，却未见创作突破。
多年苦闷中，1995年，一位云游和尚的出现成转机。
他在温哥华偶遇星云大师，深受佛理启发，两人一见如故，长谈至深夜。
史国良萌生出家念头，认为脱离红尘，心灵方能净化，灵感亦将重现。他自幼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，星云大师成为他出家的重要机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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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5年，他不顾妻子哭求，随星云大师赴美国洛杉矶西华寺，进行为期一年的“三坛大戒”。
出家非易事，需经历严格戒律考验方获认可。虽肉体受苦，他的心灵却日益宁静。
刘玉梅目睹丈夫坚持，含泪签署离婚协议，决定暂时保密此事，独自撑起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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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庙生活并非理想，特别是在绘画方面，史国良偏好写实人像，反映现实生活，与寺庙注重佛像、山水等宗教题材南辕北辙。
这种理念冲突令他苦恼，终离开美国，回国内河北柏林禅寺再次受戒，开始长达十五年的修行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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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2010年，心中难舍亲情，史国良选择还俗，重回人间烟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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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修行沉淀，史国良的画技更臻成熟，作品中融合了虔诚信仰与人性情感，展现独特魅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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